诗的艺术生命在于形象。诗词的语言不是思辨的语言，而是可感的语言；不是抽象的论理，而是形象的陶冶。而动词正是塑造生动形象的重要手段。动词能使某些形象由“无生体”变为“有生体”，由“无情物”变为“有情物”，甚至赋予形象以人的特征。动词在诗句中的这种功能，我们称之为动词的“描摹效应”。
动词的“描摹效应”首先表现在它具有描摹动作，把不动之物写动的作用。如“数峰无语立斜阳”（王禹＠⑵《村行》）中的“立”字，便把本来处于静止状态中的山峰写活了。山峰本不能言，偏以“无语”称之，已有一层意味在里边了，而一个“立”字则把晚山由“无生体”描摹成“有生体”，从而使之神态毕现。
动词在诗句中的“描摹效应”不仅表现在能描摹动作，把不动之物写动，还表现在能描摹情态，使形象带上人的感情。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曹植《七哀》）一句，动词“徘徊”不仅使月光有了生命，还给月光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感*彩，把月光由“无情物”描摹成“有情物”，那种孤独、寂寞、惆怅的情态具体可感。
这里若换用形容词的话，或许也能够使语意通顺，但却绝对不会象现在这么生动。因为这里动词把“自然的和感性的东西用精神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高尚化了”（黑格尔《美学》），所以它能渲染诗的情绪和气氛，加深诗的意境，能更具体可感、生动传神地表现出形象中某种潜在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其实是作者感情的外化，是作者借助外部形象寄托内心情绪的结果。
如果说“流光正徘徊”句仅仅使形象蕴含了人的情感的话，那么“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杨万里《小池》）这样的诗句，更是通过情态动词直接赋予物以人的感情，从而使形象鲜明而生动。
动词在诗句中的描摹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在物的人格化中。如陆游《村居书喜》“花气袭人知骤暖”句中的“袭”字，因为使用了人格化动词，从而使“花气”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可感性。
又如王安石的诗句“月移花影上栏干”（《夜直》）和“日催红影上帘钩”（《午枕》），两句用了同样的构思和句式，而其中的动词“移”和“催”，都在物的人格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格化的手法所形成的，是一个超乎现实的艺术世界，所以我们感到新奇；但这个艺术世界又有着人的生命和感情，所以我们感到亲切，这是人格化动词之所以能使诗句富于感染力的关键所在。
杜甫《宿江边阁》中“薄云岩际宿”一句，是根据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中“薄云岩际出”句“点化”而成的，杜甫把动词“出”改为“宿”，立刻使诗句变得形象生动、立意新奇，足见“描摹效应”的作用。
动词具有把静物写动，使物含情，使物人格化等功能，这种功能在塑造生动形象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诗的艺术生命正是在于形象，因此“描摹效应”在诗句中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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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8 18: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