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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主楼)
2、再论《汉语拼音方案》之本质属性“框架性文字基础” 记者: 何妨就《汉语拼音方案》之“框架性拉丁化文字基础”属性,再简单说几句呢? 吟者: 由前述“公务员考试题”可知,对建国初期那场轰轰烈烈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及其催生的《汉语拼音方案》,只要是圈中人并且年纪稍长,纯属常识嘛! 记者: 确属常识啊!网上相关资料还真是不少呢!360个人图书馆上的《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废除汉字 汉字拉丁化运动戛然而止 应如何反思?》中,就有这样几段原文: “可是,如今的很多人却不太了解,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那么一段历史,有过一场几乎全社会的精英和知识分子都纷纷参与的,轰轰烈烈的运动,而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废除汉字,将汉字拉丁化、拼音化。 汉字拉丁化、拼音化的努力,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戛然而止,这场曾经判处汉字死刑,差点改变古老汉字命运的运动,如今已经少有人提起,但了解它,反思它,却能给我们今后的文字改革和文化发展方向,带来很多的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成立了“文字改革研究协会”,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得以继续,毛伟人在1951年时说: “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5年10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说: “汉字简化并不能根本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因此我们还必须同时积极进行汉字拼音化的准备工作。” 195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出《中国汉语拼音草案》,征求意见时,吴玉章在多个场合发表看法,他表示这个拼音方案将是中国拼音化文字的基础,将来还有后续方案,虽然这个方案现在只是用作汉字注音。” “到了1958年,周恩来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周恩来的这番讲话,在事实上宣告了汉字拉丁化运动的终结。” 吟者: 不!周总理并未宣告“汉字拉丁化”运动的终结。诚如前述“公务员考题”所言,只是不能“操之过急”而已矣。须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汉字拉丁化”运动又曾掀起第三次浪潮。如前所述,直到1980年,文字改革元老、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仍在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一期上如彼高调宣称,那不就是明证吗? 记者: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字应走拼音化道路”一直是旨在救国图强的精英阶层的主流共识,只是在实施步骤上存在分歧而已。“不能操之过急”并非叫停嘛! 吟者: 是的!尽管吴老先生试行拉丁化亦即拼音化新文字的建议被暂时搁置,未能“一步到位”,但他“拼音化”的主张却得到了包括毛伟人在内的诸多精英人士的广泛认同。《汉语拼音方案》之“框架性拉丁化文字基础”属性”毕竟是事实。 进而言之,尽管“汉字拉丁化”未能“一步到位”,后续方案也是多年后才推出的,毕竟埋下了《汉语拼音方案》之“框架性拉丁化文字基础”这一“伏笔”啊!
这才是症结所在!也是最终酿成“国家级特大质量责任事故”之“源头”嘛! 关键是国家语委理当清楚嘛!另据《50年前的《汉语拼音方案》制订始末》: “1956年2月2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 ““原草案”正式公布后,很多人发现原题目中“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的“文字”二字被删掉了。而且,“原草案”中明确指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原草案”中对于汉语拼音的制订有非常详尽的考虑和规划。专家们在设计中甚至考虑到,字母在连写、草书时怎样写,会不会彼此混淆。” “对此,当时已在文改会工作的原国家语委普通话推广司副司长曹澄方并不讳言,他对记者说,“原草案”最初确实是瞄准制订一套“拼音文字”方案设计的。” 结果竟是:“汉字拉丁化”之“后门”一直在《汉语拼音方案》中敞开着啊! 记者: 于是乎,本来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兼职性、阶段性、辅助性的“为汉字注音”功能居然喧宾夺主了!关键是那也不是“非《汉语拼音方案》不可”的嘛! 吟者: 有个铁的事实是:当时早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注音字母”——《新华字典》至今仍以注音字母同步注音呢!甚而至于,台湾地区直到本世纪初也是一直在用嘛!若仅就为汉字注音而言,当年推出《汉语拼音方案》既非必要,更非迫切嘛! 最要命的是,时过境迁后,与“框架性拉丁化文字基础”《汉语拼音方案》相配套的“文字尚形”原则所引发的“省写”、“加写”、“改写”及其“组合”,居然造成严重误读,更间接酿成了“国家级特大质量责任事故”《中华通韵》之荒诞剧啊!
(转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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